jefferson

我之前说过，回家会让我多愁善感。确实是如此。一是从小在那里长大，对家乡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了如指掌，对于家乡的微小变化，特别敏感；一是我的家乡地处广东农村，因此变化也就可说得上日新月异，一点不夸张。因此人事变迁巨大，会让我产生近乡情怯。

每次回家我都会心中紧张（很多人应该根本无法体会），会酝酿几天情绪。而这次，我是在上个星期二凌晨醒来，突然有个念头，圣诞4天休息，我想回家，然后就大张旗鼓，开始准备回家的礼物。

我一路走停，一路探亲戚。先是四姨妈，后是外婆舅舅家。二表姐刚生了儿子，表哥考上信用社，表哥在市区跟大表姐合买了一栋楼，4层的小洋房，虽是二手楼，但90平方，4层加地皮，12万，在我们这里是绝无仅有的便宜。在广州也就买个厕所。因此信用社工作就有这些好处，工资不高，但福利好。想想，在广州，工资过万，不开辟其它收入，也摆脱不了最终做房奴。因此可谓三喜临门，姨妈受苦多年，现在儿女成家立业，终于重见天日。

表外甥不满一个月，他出生后，DV全程跟踪，从产房浴瓶到穿衣，喂奶等等，近30分钟的视频，非常有趣，小孩刚出生的情景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保留到他长大之后，回头看自己出生的情景，也是趣事一桩。

农村不像城里，不会有圣诞的概念的。因此，现在家乡是一片繁忙的景象，主要是修路，四起高楼，热火朝天。

10年前，黄华华任省委副书记，拨款资助我们修路，不过那时候路基不实，因此到前几年的时候，开办乡镇企业，重型货车往来不断，混泥土路已经被糟蹋得已经体无完肤。到处坑洼，几乎不能行走。去年政府开始再次拨款，重新修路，每30公里拨款15万，其它的支出，由各村自己支付。15万其实已经基本足够。几个路段几乎同时动工，修了整整一年多，还没修好。不是资金不到位，而是地方故意拖延，他们是不敢公然侵吞公款的，但一年的利息总不能不让他们得吧。

由于农村就是如此，虽然繁忙，但一片安静。

因此我回到家，几乎青壮年都出外忙活，准备回家过年。甚至长途客车都比以往跑的少，是为了保养好，等待春运的到来，大赚一笔。

我每次回家，都要串门，串本村里面的宗室亲戚的门。这次回家，不是过年，因此礼节也没那么多，倒省了不少事，轻松不少。

我的大侄女，跟我同龄，年初嫁给了我的三姨妈（我也不记得二姨妈还是三姨妈了，我们是用她们家的地址来区分各位姨妈的，例如在朱坑的叫朱坑姨妈，在蛮塘的就叫蛮塘姨妈）作儿媳。现在生了女儿。家乡就是这样，宗室亲戚聚居，近千人一条村，几乎都是同一系的亲戚，有的还成为儿女亲家。照例是要去串门的。我一到她们家，在门口就大喊，我的两位侄女，做叔叔来看你们来了。然后我就扑到小侄女面前，指着自己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告诉你，我可大有来头，我是你妈妈的叔叔，也是你的叔叔。她太小，只会傻看着我表演，时不时皱皱眉头，伸伸脖子，偶尔想困了一样张嘴打呵欠。

然后我堂侄女同时也是我表嫂，指着我对她小女儿说，看清楚了，在你眼前张牙舞爪的，就是你叔公。

叫我表叔，我抗议道，你见过那么年轻就当叔公的吗？大人的世界就是乱七八糟，你妈妈叫我叔，你也叫我叔，一团糟，我要告诉你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，没你小孩的世界那么单纯...

我姐今年也生了儿子，一家和气。记得生女儿的时候，她的家公家婆是一张苦瓜脸，不高兴的情绪表露无遗。搞得他们关系紧张。在农村就是如此，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非常严重。如果生了女儿，是不能声张，因为怕第二胎也是女儿，这样躲起来，企图躲过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的检查（还真有效）。生了儿子，那就不一样了，过年后年宵前某个固定的日子是祭祖的时期，那也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。当然如果是谁家生了儿子，是要在那里庆典的。一般那年的享丁和祭祖的活动安排，就交给他们几家了，一切庆典的支出，他们负责大头的。生了儿子，在以前来说，是续了宗室香火，那是值得隆重的庆祝的，庆祝的主要仪式，是升花灯。升花灯就是代表庆祝宗室又续了男丁，一般吊起花灯的灯带多少条，就有多少个男丁。但有时候一个宗室一年生不了那么多个男孩，灯带太少不够稳固。所以后来是吊花灯的灯带，系了多少个红包，就代表多少个新出生的男丁。一般是提前近10天，村里面的男丁，出外工作的，都会回来，然后聚在一起，手工编织大花灯。大概有1米的直径，1.5米的高度。用竹子做框架，用各种花纸来裱糊，还用各种颜色的纸，剪裁出各种图案，例如喜庆的字啊，小灯笼阿，飞禽阿，等等，来装饰。记得那时候的日子，是我们这些小孩最快乐的日子，除了热闹之外，还可以跟大人们学手艺，学剪纸。升花灯，是在享丁最高潮的时刻，非常隆重，所有男丁汇聚一堂，快到选定吉时的时候，锣鼓宣天，炮竹不绝，大闹几个小时，方圆几里，都响声震耳，绝无停歇。整个大堂，是烟雾笼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事后是舞狮，晚上是祭祀，然后喝酒等等。

虽回家也就三四天，但安静，无伴，也就无处打发时间。父亲建筑师傅，年底忙，抽不出身来陪我。村里年轻点的，大多出外谋生。现在中国的农村，应该几乎都是如此。所以现在有经济学家说，中国的农民说9亿，那是说多了，大多劳力已经沦为工人，农民也就3亿多人，不到5亿人。数字准确不准确我不知道，但农村人口真正务农的也就1/3，也还是可信的。

回家的感觉是，江山代有人产出，但也岁月不留人，物非人也非。老的已经更老，较年轻的，也渐渐趋老。我们村里，癌症已经像是瘟疫，传播迅速。现在村里50-65岁左右的，有很多个走了我都不知道，太快了，这几年，平均每年2-3个。一是农村现在污染也很严重，在开矿的时候，草酸硝酸污染严重，二是大量使用农药化肥。经济建设为中心嘛，其他的暂时没资金也没时间去治理的。

中国的农村医疗没保障，食品卫生安全也同样没保障。而且观念落后，卫生意识也跟不上，记得以前是几乎几十年难有一个癌症患者的，现在每年那么多人死于癌症。但同时，又那么多人，刚用了农药，过三天，就采菜来吃，死生置之度外，反正吃下去后，当下不会被毒死，简直令人侧目，不是，是白目。

回家第二天，十几年不见的一位表哥，来家找我聊天。

一开始是我告诉他我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，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解释什么是软件--因为家乡那里计算机不普及，大多数人根本就没见过电脑。一般的像小学校长，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用过电脑，因为现在有规定教师要学电脑。但仍然不知道软件为何物。解释不清楚，我就说自己的搞电脑的。他们说是不是修电脑的，我懒得解释，只能说是阿是阿。-- 但未想没多少文化的他却知道office 办公软件，网络等等。还说硬件是就像人的躯体，而软件就像人的大脑，思想或者灵魂。

我不禁感慨万千，不想2004年已经没出外打工的他，对高科技的东西还蛮了解的。

后来聊到他的人生经历。不时发出人活着应该对的起自己的良心等等感慨，还说人应该向善。我脑子里浮出的是他是不是信了什么教了。

他80年代后期就出门作生意，当时改革初期，依着老传统，我们那里一般去江西作生意，他去江西收集香菇，到深圳倒卖。后来有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是贩卖走私货，私下想，冒着风险，拚他几年，发达的时候，做正当生意。后来某些机缘，打交道的人关系复杂，吃大头的都是黑社会背景的人物，因此分利方面出现矛盾冲突，他及时收手。后来他留在深圳，搞非法的摩托载客，同时也跟风一般，搞些小的非法活动。当时深圳都是如此，很多人都勾结厂房的保安，还有就是厂房里面的管理人员，内应外合，偷他们的材料。一偷就是一大卡车，有时候半夜三更，几卡车几卡车从某厂房里面搬东西，那是常有的事。甚至有些老板，给这些人日偷夜偷，最后给偷得临近破产，才发觉，大喊捉贼，报警。一般都查无果。后来他小发达了，嫌弃老母，丢弃缴弟弟上学的责任，提着所有资产，跑到深圳作生意，最终破产。不禁感觉人生无常，真是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回去深圳，我表姐也在那里经商，同时也帮六合彩写票，坐庄，另外也倒卖非法物品，很是弄了不少钱。但他已经看破世事，一心向善。

后来我们偶然谈到中医，他开始大肆抨击何乍麻，方舟子那些反中医分子。言辞激昂，滔滔不绝。平时有看书报，我暗中道。接着就开始抨击时政，观点有点偏激，但也让我诧异，一个农村里生活的人，怎么对时事那么了解，而信息又那么狭隘和偏激。他批评我们言论不自由，政治不透明，说我们应该学台湾的国民党，学俄罗斯的叶利钦。我当然暗笑，台湾已经给那帮政治流氓搞得乱七八糟，所谓的言论自由已经搞成媒体当国，所谓的政治透明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撒流氓。叶利钦主政的时期，俄罗斯经济下滑是一日千里。当然是制度问题，不能说叶利钦怎样。但学谁也不能学他们啊。

我当时意识到，他的观点跟网络上，法轮功分子，有目的的散布他们的政治言论，多么相似。

法论功是绝对有政治目的的。但他们的棋子，大多数朴素的人们，却成了那些阴谋家的政治牺牲品。他们一心向善，追求真善美。他们相信简单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简单的轮回观念。他们无法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，需要宗教信仰，需要精神寄托。因此他们接受了法论功。但同时他们信息封闭，缺乏分辨能力。法论功的宣传言论说，现在中国是5000年来最黑暗的时期，他们信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，没得比较。法论功的宣传者说，中国政治腐败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，一个部门没有贪官，他们信，因为眼前确实没有多少地方官不小贪一下，反腐后曝光了不少贪官，天下无好官，他们得到这样的总结。法论功宣传者说，中国已经腐烂从头到脚，他们信，因为他们看到，现在警察跟流氓一样蛮不讲理，黑白颠倒。他们是根据直觉判断是非的。但他们不会看到，中国的腐败，是任何一个国家转型时期都会遇到的。有管制就有腐败。他们不会看到，国外的贪官一点都比中国少，中国的贪污腐败，历史上从来就有，而今天，却对农民来说，是最有希望的时期，税务全免，农村义务教育学费全免，减轻农民负担，喊得多么响亮，农村改革，也是国家重点政务，如果改革成功，农民有希望走上富裕。

虽然他们宗旨是修身养性，去人欲。但同时也主张积极参世。因此他们觉得关注政治，指出弊端，是善意的，是应该的。因此，他们接受了法论功组织的要求，群体上访，声势浩大。渐闹渐大，后来闹出天安门广场自焚等激烈言行。没有一个专政的政府能够容忍了，政府开始镇压，一场浩劫，许多人就成了李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牺牲品。

我表哥是温和分子，只管修身，不问政事，不会跟着去上访，虽然偶然会发一下偏激的言论。因此躲过了那场浩劫。

当然，最舒适的谈话，是跟我的老朋友。他是我同学兼好友的哥哥，闯荡江湖多年，市场的洞察力老到。他跟我聊了关于利用网络市场来创业的观点和一些案例。这个正是我近期研究的话题。以后再说。